中国东周时期的社会分层(公元前771-476年):商史和墓地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中国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的历史记载定义了明显的社会阶级分化,其中生活方式和来世的规范都以文字形式规定了丧葬和饮食习俗。社会分层的存在表明生前的营养和来世的礼仪价值存在差异。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虢国不同社会阶级人群的随葬品和人骨。这些标本出土于中国河南省义马县上石河墓地。通过丧葬和同位素分析,评估了不同社会等级、性别和年龄组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饮食结构差异。 我们的丧葬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在墓葬规模、复杂程度和随葬品价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使用两层或三层棺椁埋葬的人比使用单层棺椁埋葬的人消费更多的动物源性高蛋白食物。
摘要
中国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的历史记载定义了明显的社会阶级分化,其中生活方式和来世的规范都以文字形式规定了丧葬和饮食习俗。社会分层的存在表明生前的营养和来世的礼仪价值存在差异。在本研究中,我们考察了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虢国不同社会阶级人群的随葬品和人骨。这些标本出土于中国河南省义马县上石河墓地。通过丧葬和同位素分析,评估了不同社会等级、性别和年龄组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饮食结构差异。
我们的丧葬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级的人在墓葬规模、复杂程度和随葬品价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使用两层或三层棺椁埋葬的人比使用单层棺椁埋葬的人消费更多的动物源性高蛋白食物。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有更好的营养。然而,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营养方面没有性别差异。这些平行的丧葬和同位素分析结果符合中国周朝社会分层的历史记载。在评估古代个体和群体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时,应考虑社会分层及其对营养和健康的影响。
引言
社会分层是社会经济结构分层的自然结果(Gowdy,2006);这种转变对健康状况产生了根本性和差异性的影响,这反映在骨骼健康、寿命和饮食方面(Adler & Newman,2002;Marmot & Wilkinson,2006)。血统、职业、性别和年龄等许多因素都会对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产生深远影响,而营养则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中间因素(Garnsey,1999)。
社会分层在世界各地的古代社会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考古学和生物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揭示了青铜时代罗马(约4000年前)存在着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Mittnik等,2019)。在古代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等级的丧葬礼仪风格,例如大汶口类型遗址(约公元前4100年至公元前2600年)和商代墓地。(例如殷墟,约公元前1600-1046年)(Cheung等,2017;X. L. Zhang等,2017)。稳定同位素分析也表明不同阶级的人在营养水平上存在差异(Cheung等,2017;Mittnik等,2019;X. L. Zhang等,2017)。
在本研究中,我们检查了中国河南省义马市上石河墓地虢国人群的随葬品和人骨稳定同位素值,以评估古代中国社会地位、饮食、营养和丧葬习俗之间的关系。虢国是周朝诸侯国之一,上石河墓地在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被虢国贵族和平民所使用。
1.1 周朝时期基于社会阶级的饮食和丧葬规范
在商朝之后,周朝(公元前1046-256年)是中国古代存在时间最长的王朝;其文化和社会政治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F. Li,2006,2008,2013)。为了维持社会结构并指导日常生活方式和实践,周朝建立了一个在文献中被称为"礼"的明确等级制度,定义了人们生前和死后的不同社会地位(Z. Sun,1966;F. P. Wu,2012;Zhao,1998)。在周朝,这种社会分层通过成文的准则得到巩固,其中确定了六个不同的社会阶级。这些阶级包括:(1)天子(天之子),(2)诸侯(地方统治者、贵族或世袭封臣),(3)卿(高级官员),(4)大夫(低级官员),(5)士,和(6)庶人。
对于每个社会阶级都有关于饮食区分的成文规定(S. Zhou,2007)。最初的信息来自《周礼》和其他古代文献。(1)天子及其家人的日常饮食必须包括六种肉类,可从以下类别中选择:马、牛、羊、猪、狗、鸡、鹅、鱼和其他野生动物;六种主食,包括粟、高粱、稻米,可能还有小麦等其他作物;以及六种饮品(可能是不同种类的酒和果汁)。(2)对于诸侯及其家人,日常饮食包括牛肉、猪肉、羊肉、鱼、腌肉和粟米。(3)高级官员的肉食来源是猪和羊。(4)低级官员以猪肉为主要肉食来源。(5)鱼是士人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6)同时,庶人不允许食用肉类;他们只被允许吃素食和鸡蛋。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系统是一个"程式化"的饮食指南。在特殊场合,如每月初一和祭祀祖先时,不同阶级可以食用超出其阶级水平的动物肉类。例如,庶人在这些场合可以食用鱼(S. Zhou,2007)。此外,精英阶层会消费许多超出这些规定的其他肉类和蛋白质来源。野生动物如鹿被猎杀,狗是精英阶层的最爱。关于主食,精英可以食用小麦、稻米和高粱,而庶民更多地食用粟米和豆类(S. Zhou,2007)。
因此,在等级制饮食指导下,周朝的精英和庶民的营养水平存在差异。在文献中,精英阶层被称为"肉食者",而庶民被称为"藿食者"。对东周时期骨骼遗存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揭示了不同阶级之间的饮食差异,其中精英阶层有更高的蛋白质摄入(Pei等,2008;Zhou等,2021)(表A1)。
对于来世,周朝也将葬礼仪式、墓穴大小、埋葬方式和陪葬品等丧葬规范程式化。具体来说,棺椁的层数被指定用来反映死者生前的阶级地位。天子可用七层棺椁,诸侯可用五层,高级官员用三层,低级官员和士人可用两层,而庶人只允许用一层棺椁(Zhao,1998;F. P. Wu,2012;初始信息来自《庄子·天下篇》12:2-1)。
这些特别关注社会分层的规定不仅会巩固社会阶级的分化,还会导致庶民在生前处于营养劣势,并降低他们在来世的礼仪价值。生物考古学研究,包括丧葬分析和稳定同位素分析,是重建个体和群体生活状况的有用工具(Larsen,2015)。因此,研究周朝的丧葬习俗和骨骼遗存将极大地帮助理解丧葬习俗如何反映社会分层,并进而导致营养分化。这种更深入的理解反过来将有助于在社会分层背景下完善对个体和群体营养与健康的评估,并检验文字记载与实际做法的准确程度。
1.2 过去关于中国墓葬和营养的社会分层相关研究
对中国多个遗址的丧葬习俗变量进行了定量分析,包括墓葬规模、复杂程度、棺椁层数和随葬品丰富程度。研究发现精英和平民之间存在差异,精英拥有更大、更复杂的墓葬和更丰富的随葬品(Cheung等,2017;Dai,2019;F. Wang,2006;Flad,2001;Shelach,2001;Underhill,2000;L. Zhang,2020b)。此外,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和世界其他古代社会一样,墓葬的方向和死者的安置都带有重要的民族和信仰内涵(C. H. Zhang,2020a)。这种现象也可能反映了死者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Belmonte等,2016;Hoskin,2001;Liritzis等,2015;Pearson,2000;C. H. Zhang,2020a)。例如,在中国古代,夏、商、周王朝的精英阶层普遍将死者头北脚南安葬(C. H. Zhang,2020a)。具体而言,在周朝墓地中,国王、诸侯和高级官员都采用南北向安葬,死者头部朝北(C. H. Zhang,2020a)。
用于重建饮食结构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帮助揭示了饮食和营养水平的社会差异。研究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富含蛋白质的饮食是高社会阶级的一个指标,这一点在中世纪欧洲(Colleter等,2019;Fornaciari,2008;Larsen,2015;Polet & Katzenberg,2003)和中国的遗址中都得到了证实(如Cheung等,2017;Dong,2013;J. Gong,2007;Si & Li,2017)。在这些研究中,对殷墟遗址墓葬的丧葬和古代饮食分析揭示了饮食模式与丧葬习俗(如墓葬方向和随葬品丰富程度)之间的相关性(Cheung等,2017)。在东周(公元前771-256年)墓葬人群中,不同社会阶级(根据墓葬复杂程度和随葬品丰富程度判断)之间的饮食差异也得到了证实(Pei等,2008;Zhou等,2021)(表A1)。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在东周时期,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在墓葬方式上存在差异。在这一时期,男性可能拥有更大的墓葬和更丰富的随葬品,而女性可能拥有更多性别导向的丧葬物品(D. Li,2010;W. Wang,2010;Yu,2019;L. Zhang,2020b)。通过同位素分析也发现了有利于男性的饮食差异(Barbera等,2020;Dong等,2017,2019;Miller等,2020)(表A1)。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的固化与男性偏向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这与表明男女在获取食物资源方面平等的研究结果不同(Lan,2017;Ling,2010;Ling等,2017;Pechenkina,2018)。
这些过去的考古学和生物考古学研究帮助证实了中国古代周朝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明显差异,与历史证据相符。这些信息为从不同社会地位的角度研究等级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奠定了基础,这将大大完善我们对古代人类社会整体生活状况、营养和健康的评估。
1.3 郭国上石河墓地的丧葬人群
2018年,在中国河南省发现了一处罕见的展现周朝明显社会分层的墓地——上石河墓地(图1)。上石河墓地主要由东周春秋时期(公元前771-476年)郭国的人们使用。
重要的是,周朝的等级制度在上石河墓地的埋葬模式中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规划良好的墓地,墓葬之间没有重叠或间断(图2)。棺椁层数从一层到三层不等,表明至少存在从高级官员到庶民的四个社会阶级(图3)。此外,墓葬主要按两个方向排列:南北向和东西向。基本上,南北向墓葬的墓坑较大,而东西向墓葬的墓坑较小,反映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划分。其中一位高级官员的身份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得到确认,该铭文表明其为郭国侯爵级别的高级官员(图4)。因此,推测上石河墓地是郭国精英及其家属、工作人员、卫士和仆人的埋葬地(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2019)。因此,上石河墓地为研究社会分层及其对营养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本研究的目标是(1)检验总埋葬价值与社会等级、性别和年龄的关系,以及(2)确定营养水平与社会等级、性别和年龄之间的联系。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Z. Sun,1966)。因此,本研究将年龄作为一个变量。与Cheung等人(2017)的研究类似,本研究是对中国古代遗址进行丧葬分析和同位素分析的配对研究。首先,通过丧葬分析考察不同社会阶级、男女之间以及老幼之间的埋葬价值。这项工作将特别有助于展示在周朝春秋时期,丧葬仪式和食物资源分配如何随社会等级、性别和年龄等不同因素而变化。研究假设:(1)总埋葬价值较高的个体(如埋葬在有多层棺椁的大型墓葬中)比埋葬在只有一层棺椁的小型墓葬中的个体营养状况更好;(2)男性的埋葬价值和营养状况优于女性;(3)群体中年长者的埋葬价值和营养状况优于年轻成员。
2 | 材料和方法
2.1 | 材料
本研究的丧葬分析使用了上石河墓地的103座墓葬(表1、A2和A3)(选择标准见附录A)。墓葬中的棺椁层数从三层到零层不等(只有一座墓葬没有棺椁的痕迹)。其中10座墓葬有三层棺椁(9.7%,103座中的10座)。47座墓葬有两层棺椁(45.6%,103座中的47座),总共有57座或55.3%的墓葬有多层棺椁,这表明这里埋葬的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很可能是郭国的贵族和高级官员。
从这些墓葬中发现了85具保存程度不一的骨骸。我们从中选择了24具骨骸进行牙齿磨损阶段评估(Lovejoy,1985),同时考虑到由于饮食更具磨蚀性,前现代人群的牙齿磨损程度通常更为严重这一现象(Kaidonis,2008;Molnar,1972)。



2.2 | 丧葬分析
本研究共有103座墓葬,因此总埋葬数为103。随葬品类型被简化为六组(表A2)。在各组内,针对墓葬规模和物品数量采用非参数排序方法。本研究采用三个类别(即大、中、小)的简化分类。类别临界值的选择基于物品分布情况,仅适用于本研究(表A2和图A2),即:(1)墓葬规模(大 > 14平方米,中 = 7-14平方米,小 = 1-7平方米);(2)棺椁层数(3、2、1、0);(3)青铜器数量(大 > 300,小 = 1-20);(4)玉器数量(大 = 240-324,中 = 20-130,小 = 1-20);(5)陶器数量(大 > 100,中 = 20-99,小 = 1-19);以及(6)动物殉葬(有无狗和/或猪)。墓地中发现了七个包含完整马骨骸的动物殉葬坑。然而,这些殉葬坑与具体墓葬的关系无法确定,虽然推测它们应该是分配给埋葬在三层棺椁中的人,因此未纳入丧葬分析。
2.3 | 稳定同位素分析
骨胶原的稳定碳和氮同位素分析由Beta Analytic公司于2019年10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进行。首先,骨骼样本经过酸洗以去除表面污染物,然后在冷HCl酸(0.1 N,<21℃)中浸泡数轮,直至所有矿物成分(骨磷灰石)被清除。在剩余的胶原蛋白被完全冲洗后,使用冷1% NaOH去除次生有机物和有机酸。最后,胶原溶液被中和并在真空干燥至脱水。所得的胶原样品在与Thermo Delta-Plus IRMS相连的自动碳氮分析仪中进行处理。所有碳和氮同位素比值分析均相对于VPDB和AIR-N2标准样品进行测量。分析精度为δ13C±0.3‰和δ15N±0.5‰(由于仪器限制,精度相对较高)。
共收集和处理了来自24具人骨骸的47个样本(肋骨和肢骨)(M93中没有保存肋骨),其中45个样本产生了结果(M93肢骨和M73-1肋骨样本未能提取胶原蛋白)(表A3)。肢骨中的碳和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反映了死亡前10年或更长时间的饮食(Hedges等,2007),而肋骨中的比值反映了死亡前2至5年的饮食(Cox & Sealy,1997)。进行了污染评估以排除污染物(附录A和表A4)。此外,收集了两个人骨样本用于测年(附录A和表A5),以及五个动物样本用于稳定同位素分析(附录A)。


2.4 | 数据分析
将丧葬价值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按不同组别进行汇总。然后,在不同棺椁层数、墓葬朝向、性别和年龄组之间进行比较研究。
2.4.1 | 棺椁层数
在上石河墓地,棺椁层数从三层到一层不等(只有一座墓葬没有棺椁的痕迹),其中10座墓葬有三层棺椁(9.7%,103座中的10座),47座墓葬有两层棺椁(45.6%,103座中的47座)。总共有57座或55.3%的墓葬有多层棺椁。这些数据表明,这座墓地是由郭国贵族和高级官员家族使用的。因此,通过比较不同棺椁层数组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同位素分析值,可以揭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是否具有更好的营养水平。
2.4.2 | 墓葬朝向
上石河墓地的郭国墓葬根据墓向可分为南北向和东西向两组(图2)。在南北向组中,M93和M94规模较大且随葬品丰富,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贵族身份。同时,东西向墓葬规模较小,仅有一些陶器或甚至没有随葬品,主要分布在墓地东侧。据此推测,墓葬朝向与墓葬复杂程度或社会阶级并非独立关系。因此,通过比较南北向和东西向墓葬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同位素分析值,可以检验南北向是否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更好营养水平人群的一个指标。
2.4.3 | 性别
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同位素分析值,可以检验是否存在基于性别的埋葬价值和营养水平差异。
2.4.4 | 年龄
通过比较不同年龄组之间的总埋葬价值和同位素分析值,可以检验在埋葬价值和营养水平方面是否存在偏向老年人的年龄差异。在本研究中,死亡年龄被分为五个年龄组:11-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和50岁以上。
采用描述性统计(平均值和标准差)来表征结果。使用SPSS 22.0(IBM,纽约阿蒙克)中的卡方检验、ANOVA或MANOVA,对两性之间、不同年龄组之间、不同墓葬朝向之间以及不同棺椁层数之间的总墓葬价值和同位素结果进行比较。显著性水平设定为α = 0.05。由于样本量小且由于仪器限制导致稳定同位素分析的误差相对较高,对差异趋势的评估未进行统计分析。
3 | 结果
3.1 | 丧葬分析与社会等级指标
本研究共有103座墓葬,其类型值范围从1到103(表A2)。总埋葬价值从2.01到250.63不等,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表A3)。在评估所有因素(棺椁层数、墓葬朝向、性别和死亡年龄)的总埋葬价值时,墓葬之间存在显著的整体差异(MANOVA:F = 7.590,p < 0.001。具有所有四个因素信息的墓葬总数为N = 71)。
不同棺椁层数在总埋葬价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此比较中不包括棺椁的埋葬价值)(一层 = 45,二层 = 47,三层 = 10;总计102,不包括一座没有棺椁的墓葬[1M024];ANOVA:10.417,p < 0.001)(表3和图5a)。事后分析表明一层到二层与三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一层vs三层:p < 0.001;二层vs三层:p < 0.001)。一层和二层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南北向和东西向墓葬在总埋葬价值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南北向:N = 56,东西向:N = 47,总计 = 103。F = 5.320,p = 0.023)。
进一步的卡方检验表明,棺椁层数和墓葬朝向之间并非相互独立(χ2 = 46.045,p < 0.001,DF = 2,N = 102)(表3和图5b)。二层到三层棺椁的墓葬更多呈南北向,而单层棺椁的墓葬更多呈东西向。
单层棺椁墓葬更多呈东西向:南北向:N = 6,东西向:N = 36,χ2 = 16.0,p < 0.001,DF = 1。
双层棺椁墓葬更多呈南北向:南北向:N = 25,东西向:N = 7,χ2 = 10.2,p < 0.001,DF = 1。
三层棺椁墓葬均呈南北向:南北向:N = 10,东西向:N = 0。
然而,男性和女性在埋葬价值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女性 = 27,男性 = 45,总计74,不包括未知;ANOVA:F = 0.584,p = 0.447)(表3)。进一步检验不同棺椁层数内的性别差异也未显示显著差异:单层:男性(N = 22)vs女性(N = 14),F = 1.320,p = 0.259;双层:男性(N = 19)vs女性(N = 13),F = 1.931,p = 0.175;三层:男性(N = 4)vs女性(N = 2),F = 2.875,p = 0.165。性别和墓葬朝向相互独立:
女性:南北向:N = 16,东西向:N = 13。χ2 = 0.3,p = 0.577,DF = 1。
男性:南北向:N = 21,东西向:N = 24。χ2 = 0.2,p = 0.655,DF = 1。
不同年龄组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11-20岁 = 3;21-40岁 = 23;>40岁 = 55,总计81,不包括未知或不确定的成年人;ANOVA:F = 0.162,p = 0.850)(表3)。虽然卡方检验表明死亡年龄(21岁及以上)和墓葬朝向并非相互独立,但这种关系可能没有社会经济含义。
11-20岁:南北向:N = 2,东西向:N = 1,χ2 = 0.3,p = 0.564,DF = 1。
21-40岁:南北向:N = 17,东西向:N = 6,χ2 = 5.2,p = 0.022,DF = 1。
40岁:南北向:N = 19,东西向:N = 36,χ2 = 5.3,p = 0.022,DF = 1。


3.2 | 人骨同位素分析
从M93股骨样本(未保存肋骨)和M73肋骨样本(但从M73肢体样本中获得)中未能提取胶原蛋白成分。总体而言,上石河墓地23个个体(不包括M93)的δ13C值相对集中,平均δ13C值为-8.1‰±0.5‰,表明郭国人以C4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表A3和图6)。平均δ15N值为9.1‰±0.7‰,表明存在一定程度的动物蛋白摄入。然而,δ15N值从7.65‰(表示低蛋白饮食)到10.79‰(表示富含蛋白质的饮食)不等,差异为3.14‰(表A3和图6)。
肋骨的平均值(δ13C = -7.7‰±0.5‰;δ15N = 9.2‰±0.6‰)与肢骨的平均值(δ13C = -8.1‰±0.5‰;δ15N = 9.1‰±0.7‰)相当(表A6和图5),表明大多数人的长期饮食结构没有显著变化。然而,一些样本确实显示出一些差异,如1M032和M60的肋骨δ15N值较高,表明在死亡前几年其富含蛋白质的饮食发生了变化(表A6和图7)。

3.2.1 | 棺椁层数之间的差异
数据显示,使用更多棺椁层数埋葬的个体具有更高的δ13C和δ15N值的趋势(表4和图8)。在三层棺椁和单层棺椁埋葬的人群之间,δ13C平均值的差异为0.3‰(误差为0.3‰),而δ15N平均值的差异为0.7‰(误差为0.5‰),这表明饮食和营养方面存在差异更为显著。

这反映在动物蛋白的分布上。双层棺椁葬的人的稳定同位素值接近于三层棺椁葬的人。
3.2.2 | 不同墓葬朝向之间的差异
类似地,不同墓葬朝向之间也存在差异趋势(表5)。虽然δ13C值相当,但南北向墓葬的δ15N值高于东西向墓葬(9.4‰±0.6‰ vs. 8.9‰±0.8‰—差异0.5‰,误差0.5‰),这可能表明前者整体营养状况更好。例如,在10个南北向墓葬的个体中,7个(70%)的δ15N值>9.0‰,而在13个东西向墓葬中,只有5个个体(38.5%)的δ15N值>9.0‰。然而,也存在例外—M74(男性,死亡年龄40-45岁,单层棺椁,东西向墓葬)的δ15N值是所有样本中最高的。
3.2.3 | 两性之间的差异
男性和女性的δ13C和δ15N值相当(δ13C:男性= 9.4‰至7.4‰,女性= 9.2‰至7.5‰;δ15N:男性= 8.2‰至10.4‰,女性= 7.7‰至10.8‰)(表6和图9),表明饮食结构没有性别差异。

3.2.4 | 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差异
总体而言,老年人的δ13C和δ15N值(分别为7.3‰±0.3‰和9.6‰±0.8‰)比年轻人(分别≤7.6‰和≤9.4‰)有更高的趋势(表7和图10)。然而,这些差异小于两个分析误差(分别为0.3‰和0.5‰)。在10个死亡年龄大于40岁且同时具有肋骨和肢骨结果的个体中,有7个个体的肋骨δ15N值高于肢骨(范围从0.07‰到1.31‰,分析误差为0.5‰;例如,M60,男性,50-55岁,双层棺椁,东西向,高1.31‰;1M032,女性,约50岁,单层棺椁,东西向,高0.98‰)(表A7),这表明该墓地的一些人在晚年可能有更好的营养。
4 | 讨论
这是一项对中国古代历史遗址进行丧葬分析和同位素分析的平行研究。研究假设认为那些具有更高总埋葬价值(在大型墓葬中使用多层棺椁)的个体比那些在小型墓葬中仅使用单层棺椁的个体具有更好的营养状况,这一假设未被否定,这表明周朝关于生前和来世社会分层的文献记载得到了切实践行。关于男性具有更高的埋葬价值和更好的营养状况的假设则未得到支持。至于年长者具有更高的埋葬价值和更好营养状况的假设,第一部分未得到支持,而第二部分未被否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关于饮食习惯的结论是基于稳定同位素分析所观察到的趋势,而且由于仪器限制导致本研究的误差幅度相对较高,这些结论可能会受到影响。
4.1 | 东周时期虢国的社会阶层分化
周朝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为人们生前和死后定义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孙正,1966;吴凤平,2012;赵,1998)。上石河墓地的埋葬方式展示了虢国明显的社会分层现象。埋葬价值与δ15N值之间存在普遍关联—更高阶层具有更高的总埋葬价值,其墓穴规模更大,随葬品更丰富。事实上,这个群体在生前享有更好的营养水平,能够获得更多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在农业社会中,富含蛋白质的饮食是高社会阶层的一个指标,这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遗址情况类似(如Colleter等,2019;司和李,2017)。
在上石河墓地,所有使用三层棺椁的人都被埋葬在大型的南北向墓葬中(头朝北),并有丰富的随葬品(青铜器具和大量玉器),无论男女。这些个体普遍摄入较多蛋白质。大多数使用双层棺椁的人被埋葬在南北向墓葬中(80.9%,即47个中的38个),随葬品相对较少(多为玉器),其营养水平与最高社会等级相当。相反,大多数使用单层棺椁的人被埋葬在东西向墓葬中(84.4%,即45个中的38个),随葬品最少(多为普通陶器和工具),且营养水平相对较低(详见下文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使用三层棺椁的人是虢国的最高社会等级,如君主、君主配偶或君主子女。使用双层棺椁的人属于虢国的中等社会等级,担任官职或为贵族,而使用单层棺椁的人则是为王室和贵族阶层服务的层级。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虢国可能处于流亡时期(关于虢国的简要介绍见附录A),这意味着在春秋时期其资源和影响力在减弱,但人们仍在遵循文献记载中的礼制。
总的来说,在各个阶层内部,埋葬价值和营养状况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一发现与陕西周代人群的研究结果一致(兰,2017;凌,2010;凌等,2017;Pechenkina,2018)。这些数据表明,在周朝时期,同一等级内的男性和女性对资源享有相似的权利。虽然具体的男女墓葬对比(如男性M93与女性M94)可能显示女性墓葬地位较低,但它们仍高于双层棺椁墓葬的数据。
研究还发现以下趋势:(1)老年人的营养状况优于年轻人;(2)老年人晚年的营养状况优于年轻时期,这种现象与社会等级无关。如果能通过更严格的研究得到证实,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尊老"的理念(孙正,1966),这一概念后来被儒家思想所总结,倡导尊重和关怀老年人。
上石河墓地东周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在丧葬和饮食习俗方面的差异发现与历史记载相符。因此,在评估古代个体和群体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时,应考虑社会分层及其对营养和健康的影响。
4.2 | 周朝北方地区的饮食
尽管不同阶层在饮食方面存在普遍差异,但上石河墓地的发现与周朝的整体饮食结构相符(表8和图A2)。中国北方的天然谷物主要是C4植物(主要是粟类),而C3植物(如小麦和可能的水稻)通常与人类定居点有关(顾等,2003;刘等,2011)。碳同位素分析表明,虢国人民的饮食以C4作物为主,同时包含C3作物和一定量的动物蛋白,不同社会等级间的摄入量有所不同。
研究还对其他西周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进行比较。位于陕西的芮国墓地(大多数埋葬者为高等级社会阶层)、枣树沟脑遗址(1位高等级和18位平民)以及周公庙遗址(高等级社会阶层)的分析同样表明,周朝人的饮食以C4植物为主。同时也包含一定比例的动物性食物,个体间差异较大(兰,2017;凌、陈、田等,2010;凌、陈、薛和赵,2010;凌等,2017)。
先前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人们正处于饮食转型的关键阶段,从以C4为主的饮食模式转向C3(以小麦为代表)和C4(以粟类为代表)混合的饮食结构(陶等,2019;陶等,2020;周等,2021)。



历史上的肉类消费量变化很大,从新石器时代到中国近代王朝,总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表8)。在自然环境相似的不同地理位置,从陕西到山西和河南(表8),肉类消费量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反映了不同的生存策略或获取富含蛋白质食物的区域差异。更好地了解社会分层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将有助于重建历史人群在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时间和区域变化。
4.3 | 本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本研究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精度相对较低。由于仪器限制,本研究的分析精度为δ13C±0.3‰和δ15N±0.5‰,低于一些近期研究(如Cheung等,2017年的研究中δ13C为±0.1‰,δ15N为±0.2‰至0.3‰;更多研究精度信息见表8)。与本研究结果中平均值的标准差(δ13C高达±0.5‰,δ15N高达±0.8‰)相比,这种精度水平降低了对群体差异评估的可信度。
其次,尽管分析了同期的一些动物,但尚未建立当地驯养和野生食草动物的同位素基线。具体来说,这一概念将应用于人类和家畜饮食模式的解释(即中原地区的畜牧/渔业基线,类似于刘等2020年和张等2020年研究的农业基线)。
第三,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样本量较小,与丧葬分析的样本量不匹配,这可能产生取样偏差。这些局限性要求未来的类似研究需要更加平衡,并具有更高的同位素分析精度。尽管如此,同位素分析结果的趋势总体上与平行的丧葬分析所显示的社会分层现象相一致,表明本研究的发现具有意义。
5 | 结论
对上石河墓地的丧葬分析显示,东周早期虢国人民的埋葬是基于其社会阶级进行的,这表明虢国人民仍然遵循西周时期确立的礼制规范。同位素分析也表明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存在差异趋势,其中精英阶层可能更容易获得动物来源的高蛋白食物。然而,在各个阶级内部,埋葬价值和营养状况并无显著的性别差异,这表明同一等级内的男性和女性对资源享有相似的权利。此外,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可能优于年轻人。这种并行的丧葬和同位素分析结果与历史记载中的社会分层现象相符。中国周朝的社会分层。在评估古代人类个体和群体的营养与健康状况时,应考虑社会分层的证据及其对营养和健康的影响。
致谢
Q.W.获得了德克萨斯A&M大学的T3资助。Y.Z.获得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0YFC1521607)、郑州大学"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XKZDJC202006)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项目编号19ZDA227)的资助。感谢Meghann Holt女士对英文的编辑。感谢杨诗雨女士在图1方面的帮助。同时也感谢孙莉博士提供的各种帮助和支持。感谢编辑和审稿人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墓葬面积 (Area of tomb) - 指墓穴的占地面积,通常以平方米为单位测量。在考古研究中,墓葬面积是评估死者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较大的墓葬面积往往与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关联。
墓葬类型 (Tomb type) - 根据墓葬的结构特征进行分类,包括单棺、双棺(内外棺)和三棺(多重棺椁)等不同形式。墓葬类型的复杂程度通常反映了死者的社会等级和地位。
墓葬价值 (Tomb value) - 指墓葬中随葬品的总体价值和重要性。这包括随葬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器物的数量、质量和珍贵程度,以及墓葬建造的投入。墓葬价值是衡量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重要参考指标。
棺椁类型价值 (Coffin type value) - 是指古代墓葬中使用的棺椁系统的价值等级。棺椁系统可以分为单层棺、双层棺椁(内外棺)和三层棺椁等不同类型。一般来说,棺椁层数越多,制作工艺越复杂,所需材料和人力投入越大,反映出死者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财力投入。多重棺椁通常是贵族和统治阶层的特权。
牲祭 (Animal sacrifice) - 在古代礼仪和宗教活动中,将动物作为祭品献祭给神灵或祖先的仪式。这种做法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因为不同等级的人可以使用不同规格和数量的牺牲。在周朝,动物祭祀是重要的礼仪活动,通常使用牛、羊、猪等动物。
牲祭类型价值 (Animal sacrifice type value) - 指古代墓葬中祭祀用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所体现的价值等级。不同的动物在祭祀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象征意义,例如牛通常被视为最高级的祭品,其次是羊和猪。祭祀动物的种类、数量和组合方式往往反映了死者的社会地位和礼制规格。在周代,不同等级的贵族被允许使用不同规格的牲祭,这是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
年龄
墓葬方向
同位素分析
墓葬面积
墓葬规模类型价值
棺椁层数
棺椁类型价值
牲祭
牲祭类型价值
青铜器数量
青铜器类型价值
玉器数量
玉器类型价值
陶器数量
陶器类型价值
墓葬总价值
是的,N-S代表南北向(North-South),是描述墓葬朝向的一种标准方式。在考古学中,墓葬的方向通常用罗盘方向来记录,如N-S(南北向)、E-W(东西向)等。墓葬的朝向在古代往往具有特定的礼仪和文化意义。
在考古研究中,性别标记"M"代表"Male"(男性)。相应地,"F"代表"Female"(女性)。这些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中用于记录人骨遗存性别的标准缩写符号。

青铜器 (Bronze wares) - 指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的器物,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和权力象征。在周朝,青铜器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不同等级的贵族被允许使用不同类型和数量的青铜器。青铜器主要包括礼器(如鼎、簋、爵等)和乐器(如钟、镈等),其数量和种类往往反映了墓主人的社会地位。
青铜器类型价值 (Bronze ware type value) - 是指青铜器的等级和重要性评估。不同类型的青铜器具有不同的礼制地位和象征意义,例如鼎是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青铜器的形制、大小、纹饰的精美程度以及铭文的有无都是评估其价值的重要因素。青铜器类型价值直接反映了死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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